蘋論：馬的動機令人憂心

來源：2009年06月17日蘋果日報

馬總統不顧違反過去黨政分離的諾言，堅決要選黨主席，當選後其結果會對哪些政策產生衝擊呢？怎麼改變現狀呢？

如果馬兼主席，確實能大刀闊斧改革國民黨令人非議多年的弊病，像是黨產、黑金、地方派系、宮廷文化、老朽昏庸……那麼馬的兼任能得到民眾支持，即使最終因黨的積習難改而失敗，也會得到同情與讚揚。

傾中政策恐後果嚴重

例如，國民黨200億元的黨產問題，已嚴重損及民主政黨公平競爭的重大原則，也讓人質疑買票之風盛行。

馬在4年前接任黨主席時，提出黨務革新宣示「黨產歸零」。但4年來根本毫無動靜，國民黨依舊坐在金山銀山上，與負債累累的其他黨做不公平競爭。就像開法拉利跑車的與騎單車的比快，讓人深深不齒。

對馬兼主席更嚴重的擔憂是馬的兩岸政策。1年多來，為討好中國，馬在各個領域全面退卻：不准達賴來、不紀念六四、不見王丹、不做實兵演習、被動抗 議國際把台灣列入中國一省、不再提一中各表、疏遠美日、連民主基金會都改組並改變功能、不碰中國的人權，威權，貧富不均，疾病和生態破壞等問題。

如今他又要擔任黨主席，表示他可以用黨主席的身分在第二任總統任內去中國訪問，享受胡錦濤接待吳伯雄的規格，以國共政黨（民間團體）關係為由秘密談判，而不受政治體制的監督與制衡。

如果馬打的是這個主意，那麼很可能會造成台灣分裂，撕裂好不容易形成的中華民國共識，成為台灣罪人而遺臭萬年。

我們反對馬兼黨主席的最重要理由就是，國共平台的談判，馬做為總統具有否決權，顯示出總統的超黨派高度，並可形成一個緩衝的安全氣墊。

立院被掌控如何監督

如果馬自己跳下去擔任黨主席，就得自己上桌與對方談判；我們應該相信馬總統還是馬主席呢？立院又在他掌控中，如何為人民監督呢？
黨主席的決定就是總統的決定，立法院又已是他的立法局，媒體也大面積被收買，那時我們怎表達對兩岸政策的反對呢？

是不是被迫只能上街頭流血對抗了呢？難怪要先修改《集遊法》了。這些疑慮請馬總統說明白吧。

沒教養的「識正書簡」

作者：張大春
來源：2009年06月16日蘋果日報
超克相關評論：馬英九2006年即提倡中文要「識正書簡」（by 佛國喬）

馬英九提出了一句：「識正書簡」，立刻被各界轟得滿頭包，儘管府方硬拗，說：話是講給大陸同胞聽的。這故弄狡獪的遮掩謊言比「識正書簡」四字還要拙劣、還要無知。

繁簡若有爭，爭的一向是政治問題。雖然電腦打字的普及性與便利性已遠非當年推廣簡體字的大陸學人和政治領袖所能想像；部分由近人生造的簡體字於癱瘓文字傳統之餘，非但無益於學習中文的效率，甚且陷溺一代又一代的漢字學者望文生義成習，而當面錯過六書的縱橫活用。可是，既然要維護一種書寫文字所象徵的政權和政治態度，字體毫無疑問地就是意識形態的鬥爭工具，主動將自己具有文化優勢的鬥爭工具弱化到「聊識一格」的次要地位，還要求在書寫上棄甲曳兵、邯鄲學步，這樣沒有志氣和常識的總統無怪乎令支持者和反對者同感齒冷。

行草標準化竟未推行

從文字長遠的發展歷程來看，俗民生活中所慣用的語符的確有簡化勝於繁化的趨勢，然而純粹以簡寫筆畫的便利而言，則行書與草書的字符早就普遍存在於千年以來的許多法帖或筆札之中，可惜即便是在號稱中華文化未經文革浩劫摧毀的台灣，能夠關心、認識乃至於書寫應用行草的人反倒堪稱是鳳毛麟角、魯殿靈光了。
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創立標準草書社，4年以後刊行《標準草書千字文》，頒布至今70餘年，學校教育的主流勢力非但不予提倡，且以教學上不易操作的藉口而寢假隳廢。究其實而言之，一切的問題不過就是「主其事者畏難從俗」而已，台灣明明能夠在早已不虞標準化的基礎上推廣具有歷史內涵的簡體字─ 「行草」；捨此不為，遷就政治現實而提出問道於盲的「書簡」，也就祇能說是政治、教育、文化各個領域的主事者都「畏難從俗」慣了的結果。
倘若不從簡化和便利的考量來看，大陸地區的人士果真不懂也不學習吾人所謂的正體字嗎？也未必然。

六、七年以前，我經常瀏覽大陸地區一些古典詩詞的網站，旁觀人因字句、聲調之異議而彼此攻訐，除了熱鬧有趣，所獲往往在爭辯之外。有一則指摘對手的網路留言是這樣寫的：「你老兄每回發文都使用繁體，故作詳瞻典雅之態，誰不知此亦但憑書寫軟體之轉換手段而已？」

繁體在對岸足以炫人

事實上不只這則留言，但凡是對國故舊學有異議而爭者，吵到無以復加之際，往往墮入此論，意思彷彿是指摘彼方以繁體為「上國衣冠」而驕其儕流。然則我們也可以想像：對於原本台灣人習以為常、等閒視之的文字，在對岸菁英圈子裡的人士眼中，居然還是一宗足以炫人的產業。

到網路上寫古典詩詞，雖然是一個特定的、極小的知識圈子，但是毋寧以大判斷視之：在漢語習染的環境裡，繁體─也就是吾人表面上津津樂道的「正體」─不祇是一種書寫符號，還是更豐富的文化訊息的載體。馬英九如果還算是個有出息的總統，對於簡體、正體的見解應遠高於一個落人以媚中口實的「四字咒」而已，他從小循規蹈矩所學的每一個字、每一個筆畫裡都有歷史累積的智慧，吾人向稱之為「雅言」。正體字本身更少不了以簡馭繁、化繁為簡的字例；中國人應該學，台灣人也應該學，簡耶？繁耶？根本不是問題。

Professor Jerome A. Cohen calls for Taiwan’s legal scholars to speak out on law reforms

作者：孔傑榮 Jerome A. Cohen

出處：Asia Law Institute NYU Blog

Anyone who cares about law and government has to be impressed by visiting Taiwan. Its democratically elected president and legislature, spurred by the interpretations of its independent Constitutional Court, have just ended the power of the police to imprison people without affording them the full protections of the newly revised judicial process.

They have also incorporated the standards of the two majo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venants into Taiwan’s domestic law. The government - in open court - is vigorously prosecuting the reportedly massive corruption of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The long moribund Control Yuan, whose function is to ferret out official misconduct, has come to life, and Taiwan’s lawyers’ associations and civic groups continue to press for further improvements in criminal justice. The island’s free and hyperactive media, essent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le of law, enjoy a field day reporting all this.

Yet, surprisingly, a recent intense week in Taipei, spent mostly with legal scholars, left me a bit depressed. As usual in a healthy society, I heard many stimulating critique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Some friends claimed: that ex-president Chen Shui-bian, now a criminal defendant, is being unfairly confined to a miserable detention cell for many months, while others under investigation and indictment for corruption remain free; that the Kuomintang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Ma Ying-jeou is zealously bringing corruption charges against politicians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while ignoring the many instances of similar misconduct by KMT officials; that the judge who was ultimately put in charge of the trial of Chen and his family has repeatedly ruled arbitrarily against them; that the legislature failed to enact necessary criminal justice reforms; and so on.

These allegations are troubling, of course. Yet, when I asked my academic friends why more of them - there are a few distinguished exceptions - did not speak out, publish essays and document their concerns, all too often I heard: “What good would it do? We can’t change anything. They won’t listen. Besides, we don’t want to be controversial. People will accuse us of `being too Green’ or sympathising with corruption.” Some seem to be too busy with important research, consulting work or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 few hinted at hopes for government appointments that might be thwarted by controversy.

Such sentiments are understandable, especially in a busy, successful but bitterly divided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which mutual trust and respect are in short supply. Yet Taiwan’s evolving democracy confronts multiple challenges and needs the benefit of all the expertise and wisdom that is available.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achieve optimum solutions to many major law reform issues without the informed, objective contributions of the island’s best minds. If many of them hold back, for whatever reason, if they fail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ir hard-earned freedoms to speak out, they put their society’s precious accomplishments at risk.

If Taiwan’s law professors, legal scholars, social scientists and others with unique qualifications to promote public understanding keep silent, they actually exercise fewer freedom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on the repressive mainland, some of whom risk their physical safety, their careers and their family’s well-being by “speaking truth to power”.

As I listened to Taiwan law professors explain their aversion to the public arena, I thought of mainland friends who are paying dearly for having voiced opposition to dictatorial rule. Kidnappings, beatings, imprisonment, disbarment, loss of jobs, exile and harassment of their spouse and children plague activist academics, as well as lawyers. Yet some persist. Should Taiwan’s legal scholars sit on their hands and seal their mouths? What price private pursuits?

公益與私利

作者：孔傑榮

出處：2009-06-11 中國時報

任何關心法律和政府的人士，訪問台灣後必會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司法院大法官獨立行使職權做出的解釋驅使下，台灣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和立法院，剛剛終結警 察在過去無須提供完整司法程序保障即可拘禁人民的權力。總統和立法院日前也將兩個主要國際人權公約的標準納入台灣的法律。對於據稱前政府涉及的大規模貪 汙，政府也在公開法庭中積極起訴。有查明公務人員失職違法行為職責的監察院，在長期停滯後恢復了生機。除此之外，台灣的律師協會和民間團體不斷爭取進一步 的刑事司法改革。島上自由、極度活躍的媒體，為發展法治所不可或缺，也都享有報導這一切的自由。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最近我在台北的一周密集行程（大部分時間花在與法律學者會面上），反而讓我有點沮喪。像往常在一個健康的社會一樣，我聽到了許多針 砭時事、激勵人心的評論。一些朋友說：現在身為刑事被告的前總統陳水扁遭到不公平羈押，已在環境惡劣的看守所中度過好幾個月，但是，其他因涉犯貪汙而被調 查或起訴的人卻能被釋放；還有，總統馬英九的國民黨政府一心要對民進黨政治人物提出貪汙的控訴，卻對國民黨官員許多類似的不法行為視而不見；最終被分派負 責審判陳水扁和其家人的法官，已多次恣意做出對陳水扁等人不利的裁定；以及立法院未能通過必要的刑事司法改革法案等等。

　當然，這些說法令人擔憂。然而當我問我學術界的朋友─為什麼，除了少數傑出之士之外，他們當中多數人沒有發表意見或文章，或是闡述他們關切的議題？我常 常聽到這樣的回答：「這樣做有什麼好處？我們沒辦法改變任何事。他們聽不進去。而且，我們不想成為爭議人物。別人會指責我們『太過偏綠』或同情腐敗。」另 外，有些人似乎忙碌於重要的研究、諮詢工作或家庭責任。有一些人則暗示，如果他們引發爭議，將可能失去獲得政府任命公職的機會。

　這些情緒可以理解，尤其是在一個繁忙、成功，但嚴重分歧、缺乏相互信任和尊重的政治環境中。然而，台灣發展中的民主現在面臨多種挑戰，需要運用一切可得 的專業知識和智慧才幹，而從中獲益。如果缺乏島上優秀人才周詳而客觀的貢獻，台灣將難以對許多重大法律改革議題提出最佳解決方案。如果，無論出於何種原 因，多數人選擇退縮，又如果，他們不利用得來不易的自由大聲疾呼，結果必將危及台灣社會寶貴的成就。

　如果台灣的法學教授、法學家、社會學家，和其他具備特殊才幹而能夠促進公眾理解之士，持續沉默下去，他們實際上行使的自由，還比處在高壓中國政權下的知 識分子更少。在這些知識分子當中，部分人甚至冒著他們人身安全、個人事業和家庭幸福的危險「向掌權者說真話 （speaking truth to power）」。

　當我聽著台灣法學教授解釋他們對於公共領域的反感時，我想到在中國大陸的朋友，他們因為表明對獨裁統治的反對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被綁架、毆打、監禁、 喪失律師執業資格、失去工作、遭流放、其配偶和子女被騷擾，這一切的一切折磨著直言倡議的學者和律師。然而，始終有一些人堅定不移。

　台灣的法律學者難道應該袖手旁觀、莫不作聲？追求個人私利的代價到底有多大？

　（孔傑榮Jerome A. Cohen，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關係協會」兼任資深研究員。紐約大學法學院「伯恩斯坦國際人權獎座」研究員陳玉潔編譯。原文）

馬英九發表「六四事件」20週年感言

來源：2009-06-04 總統府官方網
超克評論：圖窮匕現之六四事件 (by威克勞)

馬英九總統今天發表「六四事件」20週年感言，內容全文為：

　　20年前的今天，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震驚全球的「六四事件」。今年，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都有紀念活動。我們認為，這段傷痛的歷史，必須勇敢面對，不能刻意迴避。

　　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流血衝突，史不絕書，中外皆然。過去半世紀，包括美國、東歐、韓國、東南亞等都曾出現，並在社會留下了長久的傷痕。政府是為人民而存 在，流血衝突造成的怨恨與恐懼不會隨時間消逝，握有公權力的政府永遠有責任虛心檢討，設法癒合傷口。我們認為: 任何一個政府，面對不幸的歷史，要「就事論事」；面對沈痛的家屬，要「將心比心」。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悲劇重演。

　　台灣也曾經歷類似不易化解的歷史傷痛，不論民國36年（1947）二二八事件或民國40（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都製造了不少冤魂，也讓很多人 失去自由與健康，許多家庭因而破碎，妻離子散，痛苦終生，人民與政府的關係蒙上怨恨與恐懼的陰影。民國76年（1987）台灣解除戒嚴之後，政府花很長的 時間，拿出很大的決心與誠意，經由調查、認錯、道歉、建紀念碑、立法補償、恢復名譽、設國定紀念日並降半旗等系列作為，期能撫平歷史的傷痛，促進社會的和 解。這一段努力實踐轉型正義與人權法治的歷史，對台灣、對中華民族、乃至對其他國家，都具有正面意義與參考價值。

　　「六四」之後20年間，海峽兩岸都發生巨大的變化。大陸經濟改革成功，人民生活大幅改善。最近10年，大陸當局比過去更為注意人權議題，除了參與 1966年聯合國「政治與公民權利國際公約」（簽署）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批准）外，並多次提出「人權白皮書」，今年4月也正式公布「國 家人權行動計畫」。儘管國際社會對此褒貶不一，但是這些作為顯示，大陸當局已經願意直接面對這個議題，展現與過去完全不同的開放與自信。

　　過去20年間，台灣則經歷民主化的過程：解嚴之後，從開放組黨、國會改選、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止臨時條款、省市長民選，到總統直選，台灣一步一步回 歸民主憲政常態。人民並以選票在8年內完成兩次政黨輪替，台灣逐漸邁向成熟的民主社會。上個月，台灣也批准了這兩項聯合國人權公約，並轉化為國內法，未來 將以兩年時間，徹底檢討相關國內法律，以符合國際人權的標準。

　　這一年來，兩岸關係開始改善，雙方敵意逐漸降低，經貿來往與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兩岸在60年的軍事衝突與政治對立之後，不約而同開始採取具體行動，關切人權議題，尤其令人感到欣慰。這種良性發展不該只是歷史的偶然幸運，而應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才能為兩岸人民造福。

　　我們認為，歷史是指引我們前進的明燈，記取歷史教訓不是為了深化仇恨，而是為了策勵未來。如今兩岸關係的緩和，已為台海和平帶來曙光，我們認為：兩岸 之間，最不需要的就是軍備競賽或外交惡鬥。兩岸之間最需要的是法治與人權的競相提升，這些普世價值應該成為兩岸人民永遠共同的語言，來為中華民族下一代子 孫開創一個自由、民主的未來。這是我們對「六四」20週年的感言，也是對兩岸未來和平發展的期望！

「消費券無助提升消費…」 報告出來了 官員難堪

來源：2009-5-31 自由時報

〔記者陳梅英／台北報導〕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外研究的消費券對國內第一季經濟影響評估報告，最快在本週出爐；由於第一季的民間消費比去年同季減少五八二億元，經建會官員預估，消費券的替代率恐怕會超過六成。

消費券發放至今已接近五個月，有九成九符合條件的民眾領取消費券，約七五○億元的消費券已消費兌付；但是消費券花了之後，到底對民間消費及經濟有何影響，評估結果本週可見分曉。

近六成被拿來支付日常現金

不 過，根據經濟部的統計，今年一至四月，攸關民間消費的零售業及餐飲業營業額分別較去年同期減少三九五億元及十五億元，合計減少四一○億元。另外，行政院主 計處公布第一季民間消費比去年同期減少五八二億元。上述兩項指標均顯示，就算有消費券的刺激，民間消費還是提振不起來，甚至於出現替代效果；所謂的替代效 果是指原先民眾日常支出的現金，被用消費券取代了。

其實消費券出現的替代效果，已在原先的預估中，但官員預估只會有二十至三十％的替代率，沒有想到實際的替代效果這麼嚴重，恐怕會超過六成。

官員誇口擴張效應 未出現

讓 官員難堪的還不只是替代率攀高，過去官員誇口會出現乘數擴張效果並未出現；財經官員們曾推估，當八百多億元的消費券兌付後，勢必會引發一波波的再消費效 果，但實際上，當消費券花完後，廠商不敢任意生產新品，怕消費者沒有新的購買能力，結果民間投資衰退、就業情況沒有改善，消費券的乘數效果未顯現出來。